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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远征军战士王启夏_乐东_天涯论坛_天涯社区

作者: admin 来源: 未知 时间: 2017-08-09 阅读:
  本帖好似有难言之隐,一搁再搁,搁得心痛。铭记抗日志士,是每一代人不能忘却的责任。这里,感谢王槐杰一家为我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,特别是王启夏孙王堂尧,本文的作者应该是他而不是我本人。
  中国远征军中也有乐东人,叫王启夏,他两进黄埔,但这位乐东人自走出去后再也没有回来。2015年底,我开始统计乐东黄埔生名录,经多方奔走协力搜集,今整理出共48位乐东黄埔生的基本资料。但每次的黄埔采访,都把自己弄得很疲惫,他们总在牵动着我的情绪,之后取而代之的是苦涩和压抑。这些黄埔人,除了他们的亲人,除了我和不老鹰先生,也许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人记得他们了。
  2015年11月,我和不老鹰先生(陈冠启)在利国采访王启夏的遗腹子王槐杰老人。槐杰,学名王琦,启夏之长男,1938年7月生于抱岁村,高级教师、小学校长,妻陈氏,育有五子。五子分别是王堂伟、王堂尧、王堂源、王堂文和王堂坚。
  
  王启夏生于1906年,兄弟三人中排行老大,为清增生瑞云公长男,选鸿公长孙。选鸿公年纪轻轻就病故,过世八天后瑞云公才出生,遗下年幼的瑞清、承柳和瑞云由林太夫人抚养长大。瑞清公成家后不久也病故,其时家庭屡遭变故,境况清寒。
  然而,瑞云公幼具奇姿,牛角挂书,刻苦攻读,果不负众望,二十二岁考取秀才,为清增广生员。不久清废科举,转考入崖州师范学校,毕业后即被该校聘为学堂主讲。王启夏出生的那一年,瑞云公在抱岁村建起了一座新房子,在当地也算是比较高大的楼宇了。瑞云公后迁居崖县月川村,任三亚街梁氏药行中医师,又在月川村建新居,和当时崖县的王鸣亚县长交厚,和月川村的林瑞川结为连襟。日据琼期间,瑞云公蓄须明志,保持民族气节。其时,长男启夏参加中国远征军在滇西一带对日作战,三男启贤在崖参加抗日(启贤为崖县中学毕业生,和乐罗的陈国风等交谊较深,新婚不久即参加抗日队伍,当县长助理,主管粮税工作,解放前因患疟疾在番阳病逝。次男启汤也是崖县中学毕业生,当时在乐罗的崖县二高当教员,惊悉二哥启贤病逝后,带着两位族人到番阳迁其遗骸回老家抱岁村安葬),日伪闻悉其情,为寻找大夫多次窜至梁氏药行威逼利诱瑞云公。某日,面对日伪军的利诱,瑞云公手指其花白的长胡须,言示其已有长孙,年老体衰,力不从心,不能为日军做事。日一军官发怒,上前以手抓摇其须,称其伪装年迈,不愿为日军办事。自此事后,瑞云公避居月川村,愤其受辱,闭门不出,于民国三十二年辞世,享年六十八岁。

  是时,长男王启夏在滇西反攻的前线指挥作战,惊闻父亲逝世,哀痛不已,随即从前线送回其亲书的《祭父文》和蒋中正嘉奖的《忠孝传家》手书一幅。其祭文曰:日寇烧杀,尸骨满坡、国难当头,当先报国,自古忠孝难得两全。蒋中正委员长嘉奖王启夏的这幅手书,后来被二弟启汤装在一个精致的镜框里,时常拿出来悬挂在新屋的大厅里,此书幅落款蒋中正,下方有巴掌大小的一方红印。据传解放前曾有公勤人员到家收税收月饷,抬头看到大厅里悬挂的这四个大字,二话不说,轻着脚步弓着身子就溜出家门,从此二弟启汤一家未曾交过税银月饷。
  1926年王启夏只身到广州,当即考进黄埔军校读书,不久适逢国民党整理党务,广州风雨飘摇,加上父亲瑞云公去信坚决反对其从军,嘱其读师范。父命难违,王启夏不得不结束其军校生活,转插班广州南方中学初中三年级,不久,考进广州教忠师范学校读书。
  王启夏未敢忘怀那块养育他的土地。1930年,王启夏从广州教忠师范学校毕业回到家乡崖县抱岁村,即利用村里的文昌庙创办抱岁小学,亲执教鞭,开启抱岁教育之路。同时,被聘为崖县二高职员。时值王氏赐贤塘大量土地被村里七甲坊陈氏侵占,爷爷留省回乡后就主持此事,状告到县府,最后讨回赐贤塘王氏大片田园,赢得亲族拥戴。是时,抱岁七甲坊陈氏势大,个别欺凌乡里,强霸民女,勒索钱财。小姓薄氏如司姓者,不堪其欺辱,欲迁到三间村以避其势。恰好王启夏留省回乡,主持公道,劝回司姓,只身到七甲陈坊,责其放回司姓被强绑之人,以及被强夺之耕牛财产,自此乡邻始安。时年王启夏二十五岁,威信极高,声望之崇,乡里长幼均称其为“侬哥”,从不直呼其名。
  后来,王启夏被聘到莺歌海的崖县四高当教员,同时充任岁安团董。当时,崖县四区、五区还流行“打风筝架”这种地方陋习,就是每年端午节那天村与村之间要进行械斗,时常会打死人,名之曰“打风筝架”。某年端午节,抱岁村和莺歌村在抱岁村文昌庙前的田野里要械斗,王启夏闻信后连忙赶去劝止,双方都听劝,开始各撤回村。可正在此时,抱岁村八甲陈坊的发端父却发危言,私下纵容他人继续械斗,被王启夏发现,顿时火起,脱鞋掷打过去,大声喝止,当场勒其拾回所掷之鞋,其气势有如雷霆万钧,刹时一片肃静,双方这才默默各撤回自村,从此再没有发生此类械斗。
  王启夏回乡从教后不久,因声望而开始主持宗族事务,被奉为“抱岁村父兄”,虽年轻,但族人均敬称其为“侬哥”。王氏自迁崖始祖举公开宗崖县抱岁村时起就统一本宗派序,从朝举公开始按“朝、定、文、邦、振、允、陈、秉、德、廷、道、世、景”的派序命名,到了十三世“景”字派后派字已不继,当时王氏已传到十四、十五世,各家给小孩起名已随意,有派序混乱、辈份不分之象。王启夏因此而着手编辑本宗派名,经与本族贤达商议,继“景”字派后再开立二十四世派名,为六句押韵字派:瑞启槐堂,大发祥光,绳其祖武,永绍书香,声名显达,奕世蕃昌。于王氏宗祠齐集各支宗亲,郑重公示。原十四世、十五世子孙可根据新立派字再起一派名,约定后世子孙应遵循派序给后代命名。王氏十四世裔孙,原名承家、承生,再起派名为瑞清、瑞云。王启夏为十五世,原名王金鹏,起派名为王启夏,其二弟三弟相继起派名为启汤启贤。此一定字派、起派名之善举,实为王氏宗族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。

  原王氏迁崖始祖举公葬于云坡的吊笠岭,因年代久远,几至毁堙。为缅怀先辈功德,启迪后人,续放异彩,王启夏于1934年6月创议重修吊笠岭祖坟,亲撰并书写碑文。工程完毕后,王启夏主持祭祖大典,齐集王氏各村宗亲,天不亮就从王氏祠堂出发,沿望楼河岸北上30余里,到达祖坟地拜祭。一时间,大队人马,浩浩荡荡,一路鸣枪,秩序井然,沿途市井,尤其官村,空村而出,围观热闹,场面沸腾,蔚为壮观,为一时乡村盛事。
  1937年,韦迪煌(望楼村人,原崖县四区区长)带一队勤务兵到抱岁村老市子抓赌,王启夏当时正在一户人家打“天九”(一种近似麻将的牌),和韦迪煌撞个正着,韦早知王启夏是地方族望,不好造次,等王启夏离开后,却把在场的其他人全部抓回区公所处罚。此事到此就算告一段落,可是,事后第三天,韦迪煌想想不知道是那个地方不对劲,突然带领一队勤务兵到抱岁村,扬言要抓王启夏,是时,有人马上报告给正在老屋的王启夏,不一会族里老小齐集老屋,群情激奋,准备包围痛打韦迪煌等人。王启夏忙劝阻众人不要把事态闹大,枪只能朝天打,不能打死人。可不等发号令,一族里青年早已冲下,想从外面关紧前院大门,把韦迪煌等包围在前院里痛打,结果冲到围墙外时出了响声,被韦迪煌警觉,连忙撤出,一路狂奔而去,众族人一路放枪狂追,直追到莺歌村前的放马坡才撤回。韦迪煌回到区公所,越想越生气,一纸书状告到县府,县长罗以忠乃抱旺村人,罗以忠是王启夏媳妇的堂哥,这回状告到姑爷头上。于是,罗以忠县长备下一席酒,请王启夏和韦迪煌赴宴,劝和双方,希望和平相处,和衷共济。这是王启夏居家期间留下有趣的一桩公案。
  王启夏书法好,尤爱草书。1935年末,王启夏主持丁会,在王氏祠堂的中堂正柱上曾撰有一联:在其中总是公孙父子,到这里须知上下尊卑。为行草书,可惜,解放后王氏祠堂已遭拆毁,没能再现其墨宝,其他草书手迹也没有遗留下来。楷书留有三块碑文,均为其亲撰并书:一为其嫡妻逝世后立于坟头的碑文;二为其祖母林太夫人的碑文;三为吊笠岭王氏迁崖始祖举公重修碑文。这些碑文皆为王启夏三十岁之前所作,观其楷书有欧阳询、颜真卿、赵孟?等之迹。
  王启夏文采敏捷。一年元宵节,邻居五甲坊陈家放元宵灯,其灯规模较大,已经点火了,才想起灯上应该写对贺联,不然有些遗憾。此时,王启夏恰好也走过来看放灯,陈家见状,忙请王启夏在灯上书联,事发突然,但王启夏还是慨然应允,陈家连忙张罗笔墨,此时,元宵灯已满烟,摇摇欲升,王启夏赶紧登上扶灯的八仙桌,拿起毛笔,在灯上一挥而就:天本无梯,元宵壮气;蟾宫折桂,自得怡然。书毕,在观众的掌声和吆喝声中,元宵灯腾空而起。

  王启夏在抱岁村共娶三房媳妇,遗有三女一男。大房陈氏于1936年病故,遗有两女槐昆和槐秋。1937年王启夏娶抱旺村罗氏为三房媳妇。1938年,王启夏第二次走进黄埔军校,而此时二房和三房都已怀孕在身,出发前,王启夏简单安排了一些家事,预先给他即将出生的两个孩子起了王琦、王猛两个名字。殷殷嘱托,铁骨亦柔情。1938年中,二房和三房相继生产,二房喜得一女,为长,派名槐玉;三房所出乃王槐杰老人,派名槐杰,学名王琦。1938年王启夏离家在黄埔军校读书,后走上抗日的前线,自此再没回过家。王启夏长成什么样,究竟是什么人,遗腹子王槐杰自幼时记事起父亲就从未谋面。
  解放后,王启夏与家里就断了联系。之后运动很多,家庭变故大,家里长辈关的关、斗的斗,都自顾不暇。在这种艰难的社会环境中,王槐杰长大了,参加了工作,成了家,生了五个儿子。
  父子情深,血脉相连。心曲暗通却弥散无形。长大后,因为思父心切,王槐杰天天躺在床上哭。可让王槐杰想不到的是,他的父亲1983年以前还活着!几十年来,寻找父亲的下落一直是一家人深埋心底的秘密,又因为各种原因,寻觅只能偷偷地进行。那时村人一提起他父亲,也都躲躲闪闪,讳莫如深。直到八十年代顺应历史潮流,社会环境改变了许多,王槐杰一家才广知亲友,多方发力打听和收集关于王启夏的信息。
  八十年代中期,王槐杰长子王堂伟考上广州某校。开学前一天,王槐杰递给他四百块钱当路费和生活费,但他竟然没有到学校报到,也没跟家人商议,而是一出海南岛扭头就向云南的昆明跑,说是要找爷爷,结果可想而知,费尽苦心的王堂伟只能抱憾而归。据王槐杰的次子王堂尧说,这是他哥哥平生第一次出远门,虽然哥哥当年年幼莽撞,寻找爷爷无功而返,但是,这件事则深刻地反映出在家里“爷爷”确实是一个难解的心结,一道跨不过去的坎,真不知道到哪一天才能真正释怀。
  此后,王堂尧开始有意识地收集爷爷王启夏的一些生平事迹。遗憾的是,王启夏解放前寄回的书信和遗物都因家里曾多次遭劫没能保存下来。1943年,蒋中正嘉奖《忠孝传家》手书一幅,后来此书不知所踪。王堂尧介绍,现家里厅堂正中神台吊挂一张王启夏遗像,这是爷爷留下的唯一一张年轻时的标准黑白像。“是在广州读书时拍的。”王堂尧说:“照片是我妈妈当年遇到抄家的人从我家里出来,有一人手里正拿着两张照,一张为曾祖父瑞云公的,一张就是我爷爷的,妈妈硬着头皮好说歹说、软磨硬磨才拿回了爷爷的这张像片,曾祖父瑞云公的就是拿不回来。”
  王槐杰一家一直在想尽办法寻找亲人,但一直未果。老天还是有情的,转机发生在1988年。通过王槐杰的儿子王堂尧我了解到,族里一位堂叔在海南热带作物学院读书,他的一位大学同学是云南省龙陵县人,名叫唐明尧,堂叔委托这位同学帮忙打听一下,刚好这位同学有位叫杨子敬的亲戚,时年已74岁,曾跟王启夏打过交道,于是热心地帮忙调查。随后,于1988年6月28日从云南转回了一封信,主要内容是:(1)1947年和王启夏打过交道,其时他当国民党龙陵县党部秘书;(2)1946年王启夏与龙陵县城关镇西山坡村的杨金美结婚,婚后育有两女。(3)1950年解放初期,王启夏被安排到龙陵县四区潞江新城大庙瓦小学当老师;(4)1952年镇反时王启夏被逮捕服刑,不久杨金美病故。不得已将不满周岁的小女给当地傣族家抱养,现下落不明,长女王槐琴被当地一李姓人家认养,长大出嫁后不久也已病故;(5)王启夏已于湾甸农场病故;(6)以上信息为杨金美胞弟杨振昌提供,杨仍住在西山坡脚马路边。
  王槐杰一家捧着信抱头痛哭,泪流满面。
  
  此后,一家人开始和在龙陵县的舅公杨振昌(王堂尧叫他为舅公)以书信的方式互相联系。但对王启夏在云南生活工作情况的再多了解也只限于1988年转回信件的内容。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,王槐杰认为到云南去了解父亲具体情况的时机已成熟,希望能把父亲的遗骸迁回海南老家安葬。经过充分的准备,决定由长子王堂伟、次子王堂尧两人到云南省去。2001年3月16日,王堂伟、王堂尧开始曲折而艰辛的寻亲之旅。
  3月20日早上,兄弟俩到了龙陵县。不顾舟楫劳顿之苦,当日,他们在城关镇西山坡脚马路边找到已81岁高龄的舅公杨振昌一家。杨振昌激动地拉着他们的手,眼里噙满了泪花,久久说不出话。当日,王堂伟、王堂尧和杨振昌一家围坐在一起拉了许多家常。
  3月21日,兄弟俩到了潞江坝新城乡找到了姑丈李世能,还寻访了一些爷爷在新城小学的邻居、同事和学生。据他们回忆:爷爷是在1950年到的潞江坝,在新城小学任教,住在学校里面,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改建成中学了,和何开龙老人是同事,也是邻居,个子不是很高,但身体很健壮,字写的很好,学问很高,英语说得很好,大家都知道他有些很深的来历,他不说,同事也不好问。生活上他要抽烟,平常也喝点酒。夫人杨金美平时也酿些酒,大女孩有四五岁,小女孩是在新城出生的。大概是1952年初,学校里来了四个人,是龙陵县公安局的,一个叫朱x宝,一个叫王x洪,另两人名字已记不得,来人比较尊重他,和他谈了些话后,他就随这四个人到龙陵去后再没回来了。当时天气较冷,还从家里拿了条金黄色的毛毯披在他身上,这毯子金贵得很,质量很好,是条美国军用毛毯,有同事问过他这毯子是在哪里买的,他说是在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当作战参谋时,随军美军参谋团的一位上校军官送他的。此事过后没多久,夫人杨金美就患急病突然过世了,葬在新城大庙洼。当时,小女孩还在哺乳期,被当地傣族家抱去,改名为杨彩顺,两三岁时拉肚子,翻山越岭地抱到龙陵城关镇,来不及就医就夭折了。大女王槐琴被本地李树先、杨正凤夫妇抱养,改名李元秀。1966年结婚,夫婿李世能为保山人,上门到潞江坝新城插队,她跟夫婿说自已的生母已过世,生父不知在哪里,只有养父母,常带夫婿到大庙洼去看生母之坟,也和舅舅杨振昌联系过,婚后三年也因病去世,没有生育。后来夫婿李世能重组家庭,育有三男,不离不弃赡养养母杨正凤,为老人送终,现还居住在新城原养父母家。
  3月22日,他们经保山转车到昌宁县湾甸劳改农场,在场部查不到王启夏的档案,场部工作人员建议到保山市狱政科档案馆查找,但也得不到任何信息。兄弟俩经多方打听,寻访一些知情者,其中,有一位名叫姜子政的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原籍河南省开封县老兵,时年81岁,原是第十一集团军71军的一个排长,抗战后没有跟随部队走,留在了滇西生活,解放后被判了两年刑期,刑满后留湾甸劳改农场工作,已退休。这位老兵记得王启夏的名字,认定王启夏就在湾甸农场。老人非常热情,也非常热心地帮助王堂伟、王堂尧,给兄弟俩提供一些重要的线索,说有一个叫百花洼的犯人坟地,嘱咐兄弟俩先到坟场去看看。姜子政说:解放后凡是原国民党军队里排级以上的军官都被抓了起来判刑,国民党在滇西地区的军政干部都统一被关押在湾甸劳改农场。
  他们在坟场里找了几天但没结果,之后决定按老人提供的线索再到保山市和腾冲县去寻访,几经周折,终寻到一些貌似是知情者:杨明堂是原湾甸劳改农场的政委,王堂伟、王堂尧在他那里得到最为肯定的答案是,杨明堂跟王启夏打过交道。杨明堂说:你家爷爷就在湾甸农场,是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,是重点管教对象。湾甸农场关押过几万人,这么多年了,还记得他,但是,就是具体他在那个分队就记不得了。段培东为滇西抗战研究专家,腾冲农民作家,著有《松山大战》、《剑扫风云》等滇西抗战著作,曾在湾甸农场服刑,可与王启夏没有交集。在他那里,王堂伟、王堂尧兄弟只了解到有关滇西抗战的一些情景。到这里,王堂伟、王堂尧只确定爷爷王启夏就在湾甸农场服刑过,湾甸劳改农场有两万多亩地,十几个分队,偌大的一个地方,对爷爷更详细的信息没有,进一步寻找的线索也中断了,寻亲之路几乎陷入绝境。
  王堂伟、王堂尧兄弟茫无头绪。3月28日,他们决定再进湾甸农场,重新寻找新的线索。
  3月29日,他们再到埋葬犯人的百花洼坟场,在一排排的坟墓前查看墓志。坟墓都是一些土堆堆,在坟头立有一块特制长砖,砖的正面正中刻有死者某某之墓,左边刻有死者的籍贯地址,有些还有原部队番号,右边刻有死者的生卒时间,几乎都是在五六十年代过世的,一排排、一堆堆、一片片、密密麻麻地围着山包包随着地势有序的隐没在杂草灌丛之中。据当地人传说,在这里埋的这一片坟好多年都没有人认,早被遗忘了,转过山包那边有房子高的飞机草丛里还有一大片,多是宋希濂那个第十一集团军的连、排长。这些人抗战胜利后,认为大功已奏,忠国之事已毕,不愿随大部队走,留在滇西谋生,解放后相继被逮捕判刑,服刑期间或死在湾甸劳改农场。看着眼前这一大片坟地荒没在高山流水之中,王堂伟、王堂尧兄弟心中百感交集,那种历史沧桑感沉沉地压在心头。想想当年,他们朝气蓬勃,以报国家养育,不作偷生之计,不计个人毁誉,为民奔走,为国舒难,真乃国之魂魄、民族脊梁;今腾冲县国殇园中之早死诸君,乃国之忠魂、民族抗日英雄。又同为一军之战友,因人生大限之故,他们不倒在敌人的炮火下,不躺在敌人的铡刀下,却成为莫须有之牺牲品,不幸沦落为荒山野岭中之孤魂,至死都不知之所以然,真是“恨不抗日死,留作今日羞”。家人只知其为国而战,至今却不知其埋骨何方,令人嗟叹不已。
  当时正值清明节将近,他们兄弟俩找到那片坟地里的一个山岗至高点,刚好有一棵树,就在树底下,按传统烧香点烛,烧些纸钱冥币,朝四方拜祭,希望这些战士有个酒钱,在阴间上战场杀鬼子前也能来个千年醉一回。
  或许是冥冥之中巧有安排,或许是真有神灵之助,或许是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就在当天的午后,他们在山岗上寻找一阵后,下来到一条人工水渠的一个水闸旁,和这段时间来已经相熟的看水闸的段大叔攀谈,就在这阵子,恰好大叔的胞姐带着一些生活日常用品来看他,就是这位素昧平生的段大姐,帮我们真正解开了这段寻亲之旅中的死结。听了兄弟十多天来的寻亲原委,段大姐非常同情,也很感动,很乐意帮助他们。段大姐住在离场部有七公里远的崩龙田,那里还住有几位退休了的管教人员,嘱咐他们兄弟俩第二天到崩龙田去寻找知情人。就是在段大姐的帮助下,从退休的管教人员中兄弟俩询问到了一位关键的知情者??傅应荣老人,这位老者当时就住在离崩龙田有两公里远的“新房子”这个地方。
  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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